府文海信》）马克思也在《鸦片战争贸易史》中说：“如果中国政府使贸易合法化，同时允许在中国栽种罂粟，这意味着英印国库会遭到严重损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8—29页））。然而，此禁一开，各省农户为追逐丰厚利润，纷纷弃谷改种罂粟，致使“各处膏腴皆种烟叶”，占用大面积的“生谷之土”。与此同时，由于土烟价廉，鸦片吸食者日多，曾国荃曾忧心忡忡地谈到这一态势：“以前力耕之农夫，决无吸食洋烟之事。今则业已种之，因而吸之，家家效尤，乡村反多于城市。昔之上农夫，浸假变而为惰农矣；又浸假而为乞丐，为盗贼矣。”（注：《曾文襄公奏议》卷8， 《申明栽种罂粟旧禁疏》。）为了挽回这一局面，清政府于1906年颁布禁种罂粟的谕令，以此作为新政的一项重要措施。
然而，禁种罂粟固然有利于恢复社会生产力与改易社会风气，但对罂粟栽种者来说，却是无法承担之损失。如果他们“易烟而谷，其利入不十之一，既不足以赡其身家，且农具牛种早已荡然”（注：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57页。）。 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各地栽种罂粟的农户纷纷起而抵制禁烟令。如“四川湄州禁烟严迫，乡民群起反对，竟将局署围攻打毁，地方匪徒，乘机起乱”（注：《东方杂志》，1910年7月，第7期，《中国时事汇录》。）。“河南汝州陕州一带，为汴中产土之地，去夏因委员禁拔烟苗，大滋乡民之怒，当时委员敷衍了事，仅将道旁各处烟苗拔去销差，不意今年该处所种较去年又多数倍，地方官虽出示禁止，而该乡民以性命相拼，致死不拔，上月杪，省台委人前往禁止烟馆，拔去烟苗，委员甫到该处，即为乡民所知，聚众违抗”。山西文水县武树福、弓九湖二人，以要求种烟为名，广布传单，敛钱聚众，甚至订立合同稿据，入约者达二十一社之多（注：《东方杂志》，1910年4月，第5期，《中国大事记》。）。此外，陕西凤翔府、陕西眉县等地的县令下乡禁烟，也同样受到农民的围攻和殴打。而在云南，“罂粟种植者立即投向叛民，当革命运动正在展开时，重新种植罂粟”（注：高第：《论辛亥革命的意义》，转引自《外国资产阶级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2月版，第253页。）。在这里， 乡民“以性命相拼”甚至不惜加入反叛队伍以反抗的不是清政府的阶级压迫和经济盘剥，而是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禁种罂粟，由此体现的是农民狭隘的眼界与狭隘的利益。
2.反户口调查。
户口调查是清政府筹备立宪的一项工作。光绪三十四年颁布的《逐年筹备事宜清单》中规划：1908年颁布调查户口章程；1909年调查人户总数；1911年调查各省人口总数；1912年颁布户籍法；1913年实行户籍法。《东方杂志》撰文指出新政期间户口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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