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会，城镇绅民视此为“惑世诬民”，请当局拘拿为首之人，并布告永禁迎神赛会。县差至该乡提人时，参加神会的千余民众不仅对县差痛加殴辱，而且抬神像入城，将有关绅商的房屋器具捣毁一空，并殃及几所新办学校（注：《东方杂志》，1910年7月，第7期，《中国时事汇录》。）。四川崇庆县农民因天旱入城祈雨，地方官员未按旧例关闭南门，禁屠设坛，结果激起农民骚动（注：《崇庆县志·事纪第三》，转引自胡成：《晚清民变的原因及历史特征》，《二十一世纪》1998年10月号，总第49期。）。常熟教员赵半部借用圆应庵，将佛像迁移，乡民闻之，将校具捣毁（注：《江苏学务文牍》，学司批，第570页。）。
在农民以乡间迷信与新政对抗的过程中，寺庙、庙产、会田的被占用，往往成为骚动的导火索。自戊戍维新以来，“改*祠为学堂”，便蔚为风气。新政兴起后，不仅这一趋势进一步强化，而且，各地庙产、会田往往充作学堂、巡警、自治公所的经费来源。以江苏太仓为例，自治公所经营的公田大部分原属祠、庙、寺，而太仓所有寺、庙、观、庵的地产权，也几乎全属自治机构管辖。学堂占用寺庙等公产，在江苏各州县也占有很大比重。以吴县、江教、高邮、南通、邳县、阜宁六地为例，学堂所占用寺庙在各地寺庙中的百分比分别为67.8％、50％、78％、100％、30.9％、71.0 ％（注：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6月初版，第210— 211页。）。这样一种直接冲击和破坏乡间信仰系统的举措，理所当然为农民所激忿。江苏乡民反地方自治的风潮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因寺庙、庙产、会产被占而起。王家槐统计，宣统二年正月至宣统三年二月的一年时间内，江苏乡镇共毁学堂50余所，自治公所18所（注：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6月初版，第205—206页。），其声势可谓风起云涌。 此种情形当然不止于江苏，浙江嵊县北乡因庵产若干亩被“拨充城中大同校常年经费”，“四月二十五日，王姓族人突聚数百人，各带器械，屯聚城外，声言欲拆毁学堂”。西乡东山庄庄某遥相呼应，“带领多人，向学堂逼还公产，甚至某村私立议约，有毙一办学人，与田四、五亩，钱二百千之说”（注：《东方杂志》，1910年6月，第6期，《中国大事记》。）。1910年4月的《东方杂志》报道浙江慈溪的情况说：“慈溪旧俗， 每年三月初至十五日止，各乡民分日分社入城迎赛东岳会，适去冬县署各庄书为渔利计，声言明年学堂将会田充公，赶早推收过户，尚可为计，聚至千余人，意图将全体教员悉行烧毙”（注：《东方杂志》，1910年4 月，第4期，《中国大事记》。）。 因流言“学堂将会田充公”而“仇学”，因“仇学”而冲击学堂，进而欲将全体教员悉行烧毙，由此可见，在晚清社会的动荡之中，农民的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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