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农民却对户口调查怀有一种强烈的恐惧猜疑心理，在他们之间，关于户口调查的种种流言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或曰将以抽丁当兵，或曰将以按人勒税”（注：《东方杂志》，1910年7月，第8期，《记事》。）。有些传言甚至称：调查册为修建铁路所用，或填枕木，或顶桥梁，因为：“修筑铁路，必须多数人灵魂镇压，铁轨始得安稳。”（注：《东方杂志》，1910年7月，第8期，《记事》。）户口调查因而在乡间受到极大的抵制。如“雩都县调查户口，乡愚大为反对，又被会匪从中煽惑，致滋事抢劫。”（注：《东方杂志》，1909年10月，第10期，《记事》。）南昌县属潭沙、香溪等处，调查员赴境调查，乡民纠众滋事，将某米店抢劫一空。安义县余姓、龚姓二位绅士因参加调查户口而被乡民袭击，余姓乡绅被用绳系颈，几被勒毙；龚姓乡绅始被逐入深山，后又被擒回挖去双目（注：《东方杂志》，1910年7月，第8期，《记事》。）。如皋顾家埭“因学董顾西安兼任调查事务，不知因何详询各丁口之年月时日，乡民谓大吏告示，只查年岁，因是妄生疑虑，适某户疫死三人，登时谣诼蜂起，谓学堂将人八字卖与洋人，群谋毁学”（注：《东方杂志》，1910年8月，第8期，《中国大事记》。）。“南昌县属距城六十里早田乡，有涂姓大族，因见调查员赴乡查户口，乡民妄布谣言，谓将人名写入表册，其人七日之内必致死亡。于是鸣锣聚众哄拥调查员家，将一切什物打毁一空，并要求具结保卫全村人民无恙，否则即将该员活埋”（注：《东方杂志》，1910年7月，第8期，《记事》。）。

　　在反抗户口调查的骚动中，农民处于一种紧张激动的情绪之中，十分容易为人挑动。“新安县调查户口，共分五区，西乡固戍上川等村，均属第二区，有生员郑文贯者，西乡人也，与调查员郑善钧挟有讼嫌，遂捏造谣言，谓该绅等系缴饷承充此事，伪造门牌之后，必抽收户口人丁税，煽动妇女，群起抗阻”（注：《东方杂志》，1910年8月，第8期，《中国时事汇录》。）。浙江兴县调查户口，巫师散布谣言，谓“查去之户口，系卖与洋人作海塘打桩之用，若不从速收回……八月初二日必将死尽”。于是，“七月十三日，白阜埠一带，鸣锣聚众，十四日晚，拆毁李家村乡董张礼门房屋。……又有匪徒多人，混迹城市，当日西乡泗安警局、教堂及警董许之柏家房屋尽被毁坏”。巫师又声言：有阴兵相助，无须畏惧，民众益发有恃无忌（注：《东方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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