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庆亲王之子载振由外洋考察归来，清廷为了振兴商务，专门成立了商部。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十六日（1903年9月7日）清廷命载振为尚书，伍廷芳为左侍郎。同年八月十八日（10月8日）清廷又任命伍氏与吕海寰、盛宣怀一道与美使康格等续订通商航海条约。又鉴于他对外情通达，故清廷曾任命伍氏与沈家本参酌中西律例，对中国传统司法进行改革。可见，伍氏自美国返回后的一段时间内，是颇受清廷当权者重视的。
当时执掌清廷政柄的庆亲王及其子载振都对由美国归来的伍氏颇有好感。尤其是载振在美国考察期间，对伍廷芳在驻美公使任内的表现甚为满意。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庆王与载振被周围的贪官污吏所包围，旧态复萌，载振归国后的锐气亦渐渐消退。随之而来的卖官鬻爵，歪风邪气，弥漫了整个北京城。他们自然对伍廷芳也日趋冷落，并且将伍廷芳由商部挤到了外务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伍廷芳又开始同日本驻北京的公使馆频繁交往，尤其是明治37年5月13日（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八日）与日本公使内田康哉之长时间谈话，涉及清廷的内政外交，日俄战争以及伍氏个人前途。此次交谈对了解当时政局及伍廷芳当时思想状况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鉴于伍氏所谈内容极为丰富庞杂，内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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