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哉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整理就绪,然后向东京的日本外务省大臣小村寿太郎禀报。其谈话要领大约可区分为以下五部分。
其一、叙述伍廷芳对日本的感情之由来。内田之报告称:
外务大臣男爵小村寿太郎阁下:
外务部右侍郎伍廷芳前与本使述及欲详加密谈一事。上月13日夜,伍悄然来访,就时局问题、满洲善后策、清国已无改进之望、清宫廷内情以及自己立场等做长时间交谈,其谈话要领记述如下:
伍曰:明治18年天津条约谈判之际,初蒙伊藤侯爵之知遇,以此渐获日本友人多人。伍谈到,今晚谈话本不是以清国一官吏之资格,而是以清国一爱国者,日本一亲友来做此详谈。本使亦快诺,亦非以公使之资格,而是以日本一爱国者,清国一亲友,在此将腹中所见彼此交换。由此渐入话题。(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译者孙伟珍。)
据此可见,伍廷芳对日本之好感,起源于光绪十一年(1885)的天津条约谈判之际。据日本驻华公使馆书记官中岛雄对此事件之记载:
光绪十一年(1885)日本为与清廷讨论上年发生的汉城事变,特地任命伊藤博文为特派全权大使来华,先在北京与总署交涉,再返回天津与清廷任命的全权大臣李鸿章商谈。伊藤博文一行于光绪十一年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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