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却认为是戊戌政变后形成的，他说，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后逃亡海外，用其虚构的“戊戌政要”的身份和令人怀疑的“密诏”进行活动，使“昧于中国内情”的外国人和华侨误以为他在戊戌变法时“是光绪的亲信、谋臣”，从而得到“厚待”，使“政变前仅属一名工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康有为，政变后摇身一变成为国际瞩目、先后游历四大洲三十多个国家的流亡政要。变化之骤且巨，恐怕康先前作梦也没有想过”。邝没有直接说康有为是个*骗子，但是经过这样一番叙述和分析，康的形象是很糟糕的。
这里需要辨明的主要是两点，一是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和地位，一是他如何利用令人怀疑的密诏。
关于第一点，本文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中已经辨析，康有为是光绪皇帝的主要谋士，是变法的核心人物之一，是维新运动的领袖。他的这种作用和地位并非是笔者的新观点，它早为史家所承认。几部关于戊戌变法的早期著作，如康党核心人物之一梁启超写的《戊戌政变记》、同情变法的苏继祖写的《清廷戊戌朝变记》、比较保守的胡思敬写的《戊戌履霜录》，它们尽管对康有为的评价不尽相同，却都是将他作为核心人物来叙述的。这三位作者都身历了戊戌变法，不能说他们“昧于中国内情”吧。类似的著作和回忆录还有很多。
或说这些著作都成于戊戌政变之后，不能不受到维新派宣传和清廷通缉康有为的影响，而夸大了康有为的作用，那么我们还可以看看变法当时人们是怎样看待康有为的。
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到京，总理衙门章京汪大燮就给上海的汪康年写信说：“康水（工）部到京，颇有鼓动。此公摄力胜人，或能有所振发。（注：《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绪二十三年）冬月二十日，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手札》，第1册，第7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汪的预测没有错，康有为很快就鼓动起变法运动。
百日维新开始后，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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