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开始关注康有为对光绪皇帝的影响了。五月中旬，梁启超致信夏曾佑说：“新政来源真可谓令出我辈，大约南海先生所进《大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记》两书，日流览，因摩出电力……大率有上开新折者，则无不应，盖上下之电力热力，皆以相摩而生成也。”（注：梁启超：《与碎佛（夏曾佑）书》，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七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21页。）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弟子，难免要夸大他的老师和维新党人的作用。我们再看与维新党人无关的李符曾所写的信：“外间传言：康因内监王姓者以进，有所建白，皆直达御前。每日旨从中出，盖康笔也……康封奏皆交军机大臣直上，不由堂官代奏，闻系上面谕如此。自康召对，枢臣每进见多被诮责，从前奏对，不过一二刻，近日率至五刻，诸大臣深嫉苦之，然以上遇厚，弗敢较也。”（注：李符曾致张之洞札，见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第79-80页。）这封写于六月初的信比梁启超说得更过分：“每日旨从中出，盖康笔也。”
至八月初，杨崇伊上密折，攻击康有为是煽动变法的罪魁祸首，并以此为理由请慈禧太后“即日训政”（注：《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61页。）。这道密折是杨崇伊和荣禄等商议后起草的，反映了守旧派大员的看法。而八月初六日发布“垂帘诏”时，同时有令拿办康有为，其罪名是“结党营私，诱言乱政”（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99页。），也是把康有为视作变法的祸首。
政变后两天，张元济致信汪康年说到康有为：“康于初五日出京，初六日奉命拿问……康固非平正之人，然风气之开，不可谓非彼力。”（注：《张元济致汪康年》，（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八日，《汪康年师友手札》，第2册，第1738页。）康有为已成了通缉犯，张元济还要称赞他是开风气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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