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康有为与其他人的上书，可以看到一个明显不同，这就是其他人的上书通常讲具体变法内容，而康有为不但讲变法内容，还以大量篇幅讲怎样当一个变法的皇帝，从而影响了光绪皇帝的思想和性格。 

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提出上中下变法三策，其第一策说：“采法俄日以定国是，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而已。”（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195页。）这道上书未能上达，但在以后的奏章和进呈的书籍中，康有为仍以这两条来“启沃圣心”。 

在戊戌年，康有为先后两次进呈《日本变政考》，在概述日本明治维新历史的同时，又加了许多按语，具体说明中国应该怎样以日本为榜样进行变法。经康有为反复陈说，光绪皇帝也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了，他的某些新政诏令就是采自《日本变政考》。 

为了使光绪皇帝深入认识“俄国大彼得之心”，康有为特进呈《俄彼得政变记》，并同时上一道奏章作“导读”，要光绪皇帝学习彼得一世“赫然发愤”，“绝出寻常”（注：康有为：《译纂〈俄彼得变政记〉成书，呈请代奏折》，《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第43页。）。 

康有为的“启沃”很快就见效了，在变法后期尤为明显。在变法初期，光绪皇帝对如何变法还没有明确的方向，大体是根据臣工的建议而随时采纳，在后期则比较明确了，即以日本明治维新初期开制度局为榜样，在宫中开懋勤殿，统筹全局。在变法初期，光绪皇帝的魄力不大，而后期有出入意料的“勇猛”表现，如罢去礼部六堂官，擢拔杨锐等四人为军机章京，擢袁世凯为侍郎，执意开懋勤殿，大有不顾太后之势。这显然是受了俄彼得“乾纲独断，雷厉风行”作风的影响。我们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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