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216），即是为此而设。同时， 我们不应忽视，谭氏所说的“利”与“权”同西方式权利大不一致。就“权”而言，他有时指个人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视听言动之权”（页137），有时指的是统治权力，“官权虽有压，却能伸其胁民之权”（页248 ），有时指的又是一种议政的权利，“平其权于学会，使熟议其是非得失，晓然与众共之”（页439）；就“利”而言， 他主要指的是国计民生，“中国若广造机器，始足保利于民”（页280）。 而谭氏的“权力”，是一种无所不包的权和利。在谭氏的权力结构关系中，看不出有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所指称的“权利”与“权力”，更不用说他会倾慕西方的思想自由与学术独立之精神，尽管他也意识到了西方的“法度政令之美备”（页202）， 他的真实意图却在于对这种“良法美意”的工具性把握。
谭氏除给个人自由套上集体主义的重压外，又执拗于去拉平权力结构的不对称关系，这就制约了他对民权的设计。前者，使个人自由难以真正伸张，导致其混淆“个人”（私域）与“国家”（公域）的边界，最终对民权的内涵模糊其辞。不仅如此，在最后一阶段里，他将民权的范围限定为“议事之权”，“办事之权官操之”（页439）， 这样所谓的民权只是一种“清议”而已。后者，致使他为了改造失衡的权力结构，进行制度构建。在这一方面他执着于学会的建设与发展，以为学会可以起到全方位变革的作用。实际上，他借用西方的“议院”“国会”“法律”之名，来行大建学会之实，走入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训典里。在他看来，“议院”是使君民相通的渠道，“国会”在于聚集人材，抗衡胁迫，但也为官吏输送后备人员，而“法律”主要是指吏事的规章制度，并比附格致之学与算学，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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