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写有《兴算学议》。他自幼与先仲兄情深意笃，其兄通洋务，谭氏亦受其影响，后来，他随父谒张之洞，视察了湖北的洋务新政，始见识了“洋务”的具体内容。〔1〕谭氏赴任江苏候补知府，来往于上海、金陵之间，见识大增， 并潜心读书，“精探性天之大原”（页439）；他虽喜交天下朋友， 但与外国人的往来，仅限于李提摩太（英）、傅兰雅（英）、李佳白（美）等传教士。他重视报业的开风气之作用，常从《万国公报》、《湘学报》、《时务报》等报上了解世界五大洲的政教形势，自己还积极投身报业。从上我们不难看出，谭氏获取西学资料的渠道极为有限，大多是译介性的非第一手资料。他对西学的接受有选择性，偏向于自然科学，疏于西政之学，姑且不论西学的真实与可靠程度。谭氏对西学有限地选择性吸收，决定于其本人对西学的认知评判态度。
二、是对西学的评判向度。
谭氏对西学的认知有一个发生逻辑。早年“随波逐流，弹抵西学”（页196）；稍后渐识洋务，借“无其道则无其器”之论， 以为西法有“枝叶”与“根本”之分（页202）；为官金陵，作《仁学》一书， 认为“平等教公法学”为西法之“最上”。与师欧阳中鹄通信时谈及对西学的见解：“西人格致，依理以求，能行而不能不言其所以然，是于无理之理瞢焉。西人之学，殆不止于此。且其政事如此之明且理，人心风俗如此之齐一，其中亦必有故焉。而未得察也。……殆后得《治心免病法》一书，始窥见其本原。今之教士与教书，悉失其真意焉”， （页459）“各国苟能讲心学，一切*之具自皆弃置勿复道”（页461）。谭氏在湘省筹划应办之事时，以为“西国之议事办事，分别最严。议院议事者也；官府办事者也”（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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