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页529）， 因而可以从中发掘出观照现实问题的思想武器。孔子的立教变教改制的思想，使他寻找到倡民权的根据。古代经典中的选贤任能，为他描绘了一幅天下为公的蓝图。民为邦本的重民富民意识，让他局限在如何去改善君民关系上，群（或集体本位）的思维范式的规导（注：谭氏重视“群”的思维取向，也许使后来的研究者以为谭氏之民权观近于卢梭式“总意”的民主（见黄克武先生的《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八十三年，第165、174页），但是前者导向发展学会来倡民权，后者走向集权主义的反动。）（页443、430），导致他一味地依靠学会，即“一以关折于学会焉”（页438）。 名实之辨的务实取向与体用之争的致用意旨，将他推向了实用的调适之路。
第二：西学养料的先天不足
谭氏的旧学功底是其观察外在事物的知识准备，而他有限的西学资料的汲取多少给他提供了认识事物的又一参照系，这既是他理解事物的先天优势，又是造成其疏离某种事物的前提性缺陷。谭氏也许自身很难意料到此种悖论式的困境，我们不妨从两个方面来*此困境的缘由。
一、是有限的西学资料的输入。
谭氏早年的《学篇》、《思篇》中，有关西学的著作仅限于中国人写的几本介绍世界地理的书籍，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邹沅帆的《西征纪程》，另有一本关于数理知识的《几何原本》。他本人谈及西学大多是有关天文物理地理方面的知识，谭氏师从欧阳中鹄，性喜天文格致算学，曾力主创办算学馆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