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9）。而在《代拟上谕》中， 他说：“西国*之学，千端万绪，主于为民开其智慧，裕其身家，其精（者）乃能美人性质，延人寿命，凡生人应得之利益，务令其推扩无遗”（页542）。由此可见，谭氏对西学的认识是一个渐进转化的过程， 即由“弹抵西学”到“枝叶”“根本”之论，再到“心学”“始窥其本原”，最后认为“西国*之学”，是“主于为民开其智慧”。
鉴于他如此的认识逻辑，谭氏对待中学与西学时有明显的取向性，便不足为怪。他认为，西学源于中学，“算学为中国所本有，格致之理，杂见于古子书中”（页165—166），“以天纲人，世法平等……皆孔教之所有”（页351）。既然西学中源，西学“未达夫性善之旨， 与圣人之道所以大也”（页202），中学便优于西学。因此， 在中国面临存亡之秋，当务之急就是采西学补中学，“于此不忍坐视而幡然改图，势不得不酌取西法，以补吾中国古法之亡”（页201）， 由此便可达到制西国洗耻辱之复仇心态，“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页160）， “外洋皆将仰我鼻息以生活”（页216）。
谭氏对西学的评判向度，致使其尽管倾慕西国之良法美意，但在具体实践时表现出极大的偏向性。他认为学习西法应重视自然科学，尤其是算学、格致之学这些实用之学，因为“论事办事之条段”在算学，“群学群教之门径”在格致（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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