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志》谓，瑞邑山多田少，所产之谷不足供一邑之食。供卖烟以易米，斯亦生财之一法。然州治多种山烟。山土锄松，大雨时沙土随水下，不无河满之患，山烟所在宜禁。[52]  

可见，种植于山也并非解决问题之良策。实际上，对于种烟这个问题，地方官和地方人士心态总是矛盾的，在禁与不禁之间不断地反复。或许是由于晚清外来风气所激荡的结果，光绪《瑞金县志》一改康熙《瑞金县志》的严厉禁烟口气，申辩说： 

卖烟所得钱即可易米，而剉烟之人即生财之众，非游手冗食者。比地方繁富则商贩群聚，又何忧其坐耗易尽之谷乎。且每岁青黄不接，民用空乏，人见烟草在田，有无可以相通，最为生活计也。[53]  

然而，同样修于晚清同治十三年《大庾县志》则依然反对这种做法： 

查田土种烟十斤，种谷可五六斗，人岁吃烟十斤是耗二月之粮。食者日众种者日多，种谷之田半为种烟之地，粮食安得不日少，而日贵乎？论者犹以为利之所在，自当听从民便，夫独不念民之以食为天乎？地方官所当禁止者莫大于是。[54]
《大庾县志》编修者显然十分不同意“论者犹以为利之所在”的言论，反对的理由则依然是影响粮食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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