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议定书，为的是要使李鸿章放心，知道该项款子已在形式上决定了。……但拿来给李鸿章看的议定书，马上即封进了财政部的秘库中。华俄银行却把这文件看作乌有先生，他只有历史意义，而银行却不负任何偿付的责任。维特用华俄银行的名义，从李鸿章手中买来了这个租借权之后，已经能够把实权揽在俄国政府手中，不过保持若干的虚假的表面形式而已。
事实也的确证明罗曼诺夫的分析是正确的。1896年9月初，当中俄双方在东清铁路租借合同签字后，“第一次付款期业已到了”，但迟迟不见维特的命令。乌赫唐斯基和罗启泰生怕“这些中国人必以为自己上了大当而开始捣乱”，但又贼人心虚担心直接汇款至上海，恐怕“将秘密泄露，且引起李家的不安与同盟者的恶感”，于是致电正在雅尔塔的维特，要求“从国家银行中先支付一百万”，并派乌赫唐斯基亲往上海“将全数交付”李鸿章。但老谋深算的维特立即予以制止。他以租借合同签字的“最初几个月中我们什么事也不能作，所以中国人不能阻挠我们”，而且“太慌张了会白损失金钱”为由，“故意把（付款）这事延缓下去”，还要乌赫唐斯基先不必去上海，“再略等些时，此行‘还可得到别的意义’”。
什么“别的意义”？乌赫唐斯基等人不解其义，以后的维特在他的回忆录中只字不提，历史家们也很少注意这件事。直至1897年1月下旬东清铁路公司第一次理事会会议上，人们才知道了问题的答案。原来，维特所说的“别的意义”，就是为寻找一个不冻港打好基础。也就是说，华俄银行给李鸿章第一个一百万卢布，要附加这样一个条件。
1897年春季，华俄银行董事长乌赫唐斯基携带一百万卢布和寻求不冻港的重任，来到了北京。他在向李鸿章交纳一百万卢布后，即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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