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均有可观的收入。俄国理应把中国茶入欧的运与销掌握于自己手中。但是，英国人已与中国竞争。英国的亚洲殖民地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的茶树园已成了全大不列颠的主要供应基地。从印度的铁路网运到欧洲，其路程要比中国近一倍。这不仅影响了中国的利益，更主要的是影响了俄国的财政收入。另外，英国利用印度的铁路网，在对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布匹、丝织品以及金属制品的销售方面，也走在了俄国的前面，对俄国的利益是个很大危害。如果不赶紧建筑西伯利亚铁路，那么俄国受到英国的损害还将更大、更多、更严重。
在谈到西伯利亚大铁路在*与军事上的作用时，维特在他的计划书中虽然只写了短短的几行话，但却占很重要的地位。他强调指出，这种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具体表现在：随着西伯利亚铁路的兴建，俄国本土与东方的距离缩短了，俄国在东方的势力也就不断增长和加强，这就有利于巩固俄国同远东、尤其是中国的“友好的”关系，进而建立俄中两国的“反英同盟”，由此还可以打通“与北美合众国（即美国）之直接关系”。军事上，西伯利亚铁路修成后，它能“以必需品供给俄国舰队，并在东方海口中造成它的坚固的支点”，因此，该舰队“即可相对地加强”，而当“遇到欧洲或东亚发生*纠纷的时候，它（按西伯利亚铁路）就有很大的作用了，它能够控制太平洋上一切国际商业运动”。
这里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维特计划的国际支点是要与英国竞争，要限制英国在远东、尤其在中国的殖民扩张，但他却忽略了与中国毗邻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直至1896年维特在关于西伯利亚铁路穿过中国东北腹地的《节略》中才真正认识到这一点。
1893年2月，打着医生招牌的俄国外交部大名鼎鼎的特务头子巴德玛耶夫，向维特递交了一份鼓吹吞并中国的条陈，并请其当面转交给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巴德玛耶夫是一个“典型的亚洲人”，此人心术邪恶，在为人治病、乃至与人交际中，“很有一套游方郎中的本事”，总是把“各种各样的招摇撞骗的办法和*手腕联系在一起”。他和后来华俄银行董事长、沙俄扩张主义急先锋乌赫唐斯基结为知己，并通过乌赫唐斯基认识了维特和尼古拉皇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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