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平均主义的经济方案相比，*上的平等大为逊色，甚至难以与三篇“原道”比拟。我们从《制度》中看到了一个天王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洪秀全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与部门的最高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从杨秀清到各级基层乡官都必须对天王负责，同时，他们又是人民的统治者。《制度》没有提到农民应享有的*权利，我们只看到他们处在低贱的社会地位，官员如有过失，往往以“黜为农”惩处，农民的义务颇多：勤劳务农，“耕田奉上”；充当乡兵，保乡卫国：将剩余劳动产品上缴圣库；放弃传统信仰，敬拜上帝。以洪秀全为首，包括诸王、“功勋等臣”、“世食天禄”。他们既不与农民平等，也不能平均。这些人世代享用由农民剩余劳动转化而成的“天禄”，成了一层层高踞于农民头上的新权贵。洪秀全痛恨清朝的黑暗与不平等，批判封建皇帝践踏人的价值，把所有的人看成兄弟姐妹。如今，“小天堂”里，贵贱判然，累代世袭，礼仪繁苛，刑法滥施，除了抽象的上帝子女外，普通军民与各级官员、诸王毫无平等可言，《制度》许下了平均的诺言，收回了平等的初衷，从*上看，封建主义、皇权主义倾向较为严重。《天情道理书》是这样描绘那些当初出身低贱贫寒，现在成了权贵的天国官员们的特殊待遇。它写道： 

然试问尔等，当凡情在家之时，或农或工或商或贾，营某衣食，朝夕不遑，手足胼胝，辛苦备尝。孰如我们今日，……畀极荣光，出则服御显场，侍从罗列，乃马者有人，打扇者有人，前呼后拥，威风排场，可谓盖世。试思尔等在凡情时有如此之荣耀者乎（《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一），页390。）？ 

看来，洪秀全思想演变趋势要受到两个互相矛盾因素的制约：其一，那些已经改变社会地位的权贵们，还要扩大既得利益，洪秀全原来就用官禄爵刺激他们，现在他们要求兑现过去的许愿，这个在太平天国各级领导人身上形成了难以遏制的封建化趋势。从杨秀清开始，不乏其人。其二，广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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