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洪秀全同意在天国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进步事物，但他对《制度》的理想社会依旧十分留恋。他认为天国未来只有实行《制度》才能根本解决农民土地与温饱，1860年，下令重新颁刻《制度》，以示坚持平均主义理想方案的决心，同时，又下诏减轻粮税数额，以舒民困。洪秀全暂时不能实施《制度》，拿不出土地分给农民，只好“格外体恤民艰”，指望“尔庶民得薄一分赋税，即宽出无限生机”，以此换得他们对太平天国的”益坚信任”。（《谕苏福省及所属郡县四民诏》，《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51—52。）1860年8月16日，杨笃信牧师访问苏州时说：他经过一座浮桥，看到岸上贴有太平天国“告示：‘嘱人民安居乐业，交纳捐税，各守本分，’一个乡民说，这个告示很好，要是太平军按照告示上去做，一切事情一定都会很好的。他说：‘不论咸丰或者天王做皇帝，对我们都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让我们过和平安静的日子就够了’（呤□《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页222。）。”可见，洪秀全减免钱粮的诏旨并未超出封建君主的作为，地主显然捞到好处，自耕农得到减免，佃农并无所得，事实表明，理想与现实，未来与目前，平均主义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始终在洪秀全头脑中各有阵地，并且尖锐对立。又加上时代赋予他的向西方学习的《资政新篇》，这些因素共存在一个矛盾结构里，导致了洪秀全若干不同而又互相矛盾的社会实践。
洪秀全一直不准官兵积聚私产，直到1863年1月，他严诏警告太平军将领说“尔等奉令献出一切私人财物于圣库，但尔等留为己有：尔等奉令赦免被征服者，及对所占各城邑之人民勿事压迫，然尔等并不遵行。看看今日之结果如何？！自今以后，各宜悔改，勿待更大的灾祸之莅临。人人当奋勇与敌人及其番鬼盟军作战。……以致得到天下太平，大业成功（《北华捷报》，第671号。）。”事实上，太平军文武官员谁也没有私有土地，连攒积私财也是非法的。有人说，这些人有权力，享受“天禄”，毋庸置田产。这并不能说服我们，湘军将领何尝无权，何尝没有滚滚财源，但他们为什么广置田产？正是洪秀全的严禁，使这些农民出身的权贵不敢私有土地。但洪秀全无法禁止他们占有浮财，圣库由他们控制，这些权贵即将部分财物“留为己有”。从洪秀全乃兄到李秀成及诸将，都私藏大量金银珍宝，成了大富豪，金钱和权力腐蚀了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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