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亚伽布，站起来，藉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革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意，照着各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款交付巴拿巴和扫罗的手，送到众长老那里（《新约圣书》，页206。）。”可见，基督教的信徒仍然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并没有实行财产公有，消费当然也不会是平均主义的。 

有一种意见，认为圣库制度和天地会组织的“米饭主”制度有渊源关系。我们认为：不一定。有两点可疑之处。一是从时间上看，根据苏凤文的《堂匪总录》，最早见到文字记载搞米饭主的是道光三十年冬河池州的韦世尧，韦世贵。圣库制度的建立在道光三十年十月前，它不迟于米饭主的出现。而且河池州在广西省的西北边，远距金田村有五、六百里，那里有“米饭主”的消息，也不可能一下子传到金田。另一个与二韦同时的米饭主凌二妹，住在北流，更远在河池州以西几百里。二是米饭主制度和圣库制度的内容，不尽相同，米饭主是收容饥寒群众，供应衣食的天地会堂会首领。他供给参加堂会的穷苦人民的生活，但穷苦人民对地主老财斗争中挣得的财物也要完全归于米饭主。这就是说，它实行的是米饭主所有制，米饭主是作为慈善主向穷苦人民恩施衣食的。圣库制度则规定群众把自己的田产房屋变卖，易成现金，缴纳于公库，自己的衣食也由公库开支。“每一伍卒的卒长预备全体所需，放在桌上的时候，大家平等分享，即使最高级军官的盘碗也跟最低的士兵一般（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页224）。”它实行的是财产的公有制和消费的平均主义。米饭主制度和圣库制度是不相同的。圣库制度恰恰和《新约》《使徒行传》第二、四章的有关记载相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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