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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与早期基督教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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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31:1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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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潮在各地、特别是在以广东和广西为中心的南部地区，更是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不过，数十年来无数次的起义最后都陷于失败：其中最著名的规模最大的十九世纪初的川楚白莲教起义虽遍及五省地区，群众参加多至数十万人，坚持斗争达九年之久，还是得不到成功。较小的如1802至1803年在广东博罗以陈烂、屐四为首的、遍及数县的天地会起义和1850年在广西武宣的陈亚癸的起义等等，也无一不以失败告终。为什么呢？抱有革命救世志愿的洪秀全不得不对此进行总结。他认为，当时遍及南方各地的主要由天地会或十合会领导的起义以“反清复明”为宗旨，是不能“号召人心”的；他对入会“必须拜魔鬼邪神及发三十六誓，又以刀加其颈而迫其献财为会用”等“恶习”是十分“憎恶”（韩文山：《太平天国起义记》，见《太平天国》Ⅵ，第872—873页）的；由它们领导的起义，虽是“聚党数万，”或“聚党数千，”但他认为这些起义军的纪律不好，“残害人民，扰害良民，”（《天情道记书》，见《太平天国》，I，第376页。）所以终归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就不得不自行创立一个革命团体来领导中国农民的起义运动。如所周知，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深受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神道设教”的精神枷锁的束缚，对于这种“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感情来说，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选集》，第四卷，第251页。）洪氏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个知识分子，他是深知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受命于天”和“应运而兴”的神话传统的；因此，他把他的眼光转向外来的基督教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另一方面，从当时的外来的基督教本身情况来看，事情也真是无独有偶。洪秀全从中发现的早期基督教义，它不仅以其革命因素来作为他发动农民革命的借鉴，同时还以其“极端粗陋的迷信观念”来满足了他编造神话的要求。他捏造的幻觉，即所谓“洪秀全的异梦，”乃是早期基督教中应有的教义。恩格斯指出，当时“所有启示作品都认为蒙蔽读者是应该的，”它们都“用虔诚的蒙蔽和明白的欺骗”来补充它们的迷信观念，《约翰启示录》一书自然也不例外。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提供了洪秀全在《太平天日》中编造受天命、得天书的神话的充分条件。洪秀全也认为“蒙蔽读者是应该的；”他说：“朕乃天父上帝真命子，有时讲杂话，是上帝教朕桥水，使世人同听而不闻也。”有人认为：“洪秀全那种怪诞的宗教启示和思想的说教怎样能引起一场几乎把衰微的清朝消灭掉的群众运动，”这是十分“费解”（魏克德：《对洪秀全“基督教”信仰的一些看法》，见《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第281页。）的；但是，要解决这个“费解”的问题，就得实事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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