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阻力，是洪秀全态度改变的根本原因。数千年来，孔孟之道作为封建统治的支柱为历代统治者推崇备至，儒家的一套伦理道德渗透到封建社会的各个角落，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无一不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在那些封建士子的眼里，四书五经乃是他们登上仕途的桥梁，是他们光宗耀祖的必经之路；在那些受苦受难的人看来，道观、寺院、关帝庙、岳王庙是他们祈求神灵保佑的神地，是他们寄托精神世界的伊甸园。太平天国禁读四书五经，把寺院、道庙破坏殆尽的残酷现实，无疑打破了士子们光宗耀祖的美梦，使受苦难者找不到精神寄托的场所，生活的天平失去了平衡。这就引起了那些长期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旧知识分子，以至一般人民的惶恐和反感。恰在此时，曾国藩不失时机地于1854年2月抛出《讨粤匪檄》一文。他列举太平天国破坏孔庙的种种行为，煽动人民起来与太平天国为敌，以此来“慰孔孟人伦隐痛，……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②ｃ］。曾国藩抓住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留恋的心理，激起了人们对太平天国的反感。这些冷酷的现实，促使了洪秀全的猛醒，感到自身政策的偏谬，不得不改弦更辙，由排斥传统文化转而吸收运用传统文化，并使其和拜上帝教理论一同为其统治服务。
其二，维护天朝统治的需要，是洪秀全态度改变的重要原因。定都天京以后，太平天国政权占领了江南的半壁江山，大有和清王朝划江而治之势。太平天国靠其武力占有半壁东南之地，然而治国又使何术？这不能不是洪秀全日夜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孔孟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延续几千年，就是因为它能适合封建统治的需要。此时的太平天国政权正日趋向封建政权转化，儒家文化自然成了洪秀全选中的工具。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洪秀全的这一逆转。
起义伊始，洪秀全对孔孟之道发起攻击，但他们在攻击孔孟儒学的时候，又找不到合适的理论工具，只是凭着对基督教的一知半解的认识，借用西方基督教的教义作为统治工具。但是，必须指出，他们虽然以基督教为斗争的工具，但是他们的思维仍摆脱不了旧的封建意识桎梏，始终未超越儒家传统文化。随着太平军的节节胜利，太平天国政权不再强调“破坏”和“革命”，需要的是“巩固”和“建设”，这样，保留在他们头脑中的适应统治需要的封建意识逐步抬头，最终又走向极端——运用孔孟儒家文化，为其政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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