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判断“合取湖北”和“进攻曾国藩祁门大营”两种方略的是非、高下，不能依主观上觉得如何，应当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避实击虚”和“攻敌必救”，确是弱军战胜强军的两个必要条件。如果就贯彻这两项原则而言，“合取湖北”较之“进攻曾国藩祁门大营”，无疑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如谓不然，那就请看事实。

　　首先，从武汉和祁门的战略地位来看。

　　武汉是湖北首府，“地居天下之中心，扼长江之冲要”(胡林翼：《致保弟枫弟》，《胡文忠公集》家书，第二五页。)。以武汉为首府的湖北，是湘楚军的战略基地。因为，第一，湘楚军“以江西为堂室，以安庆为门户，倚两楚之重以为后援。”(赵烈文：《上曾涤生大帅书》，《能静居士日记》九，《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一九三页。)胡林翼深知武汉对于湘楚军的重要性：“水陆东征之师，恃武汉为根本，大营有据险之势，军士无反顾之虞，*米粮委输不绝，伤夷疾病休养得所”(《胡文忠公林翼》，《中兴名臣事略》卷一，第一七页。)。第二，湘楚军的战略思想是“固上游以规下游，防三省以图吴会。”(曾国藩：《复胡公保》，《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一，第一八页。)而所谓“固上游”，首先就是牢牢控制以武汉为首府的湖北，取建瓴之势。因此，胡林翼说：“平吴之策，必先在保鄂”(《胡文忠公林翼》，《中兴名臣事略》卷十一，第七页。)。第三，在曾国藩看来，“湖北为中原屏蔽，须以全力保护。湖北若有疏失，则南方六省之奏报不能达于京师，所关甚大”(曾国藩：《复汪梅村》，《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一，第三○页。)。正因为这样，曾国藩在给毛某的信中承认：“江、湘、皖、吴、秦、豫，皆视鄂之安危以为安危，鄙人隐忧，惟此为最大耳。”(曾国藩：《复毛寄云制军》，《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四，第六页。)

　　至于祁门，那就大为不同了。祁门地处皖南山区，除“系皖江枢纽”(曾国藩：《复江味根军门》，《曾国藩未刊信稿》第一一八页。)之外，并不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地位。　当时在曾国藩幕府的欧阳兆熊认为“祁门居万山之中，况是绝地”(欧阳兆熊：《水窗春呓》，第一——二页。)；李鸿章断言“祁门地形如在□底，殆兵家之所谓绝地。”(薛福成：《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庸庵笔记》卷一，第一二页。)曾国藩进驻祁门，首先是做给咸丰帝看的一种姿态。因为当时咸丰帝再三催促曾国藩督军径赴苏常，“保全东南大局”，曾国藩却认定“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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