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蕲黄匪徒通贼经州县先期拿获疏》，《胡文忠公遗集》卷四二奏疏，第三页。)的方针。据《李秀成自述》记载，在太平军二次西征前夕，“江西德安县以及随州、义宁、武义、大冶、兴郭〔国〕、池〔蕲〕水、池〔蕲〕州、武昌、江夏、金牛、宝〔保〕安、甫祁〔蒲圻〕、加〔嘉〕鱼、通山、通城等处，有起义头四十余名，县禀差使到稣〔苏〕，恭呈降表投军。”李秀成率部入鄂后，便“将湖北兴国、大冶、武昌、江夏、通山、通城、嘉鱼、甫祈〔蒲圻〕一带具禀来降之人招齐，大概三十万之敷〔数〕。”(《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五一三——五一五页。)上述敌我双方所提供的这类情况，在安徽是少见的。太平军如果坚决执行“合取湖北”的方略，就必将在奋起斗争的群众欢迎中顺利前进，并通过汇合这些群众队伍而迅速壮大自己，为夺取武汉， 驰聘湖北，挫败湘楚军东犯计划创造有利条件。
二
最后，需要探讨一下湘楚军头面人物对太平军进逼祁门和武汉的反映。
南路西征军路经皖南时，曾经对祁门曾国藩大营“环攻者不已”。曾国藩说：“此次南岸各贼，约分三大支，环绕祁门，作大围包抄之势。……实属危险迭见，接应不暇”(曾国藩：《近日南岸军情贼势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第三七四——三七五页。)，“日在惊涛骇浪之中”(曾国藩：《复毛寄云中丞》，《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五，第二六页。)。他断言南路西征军进攻祁门的战略意图是：“欲断臣之粮道，掣臣之军势，以解安庆之围，此则贼计狡谋，显而易见也。”(曾国藩：《近日南岸军情贼势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第三七四——三七五页。)
面对祁门的艰险形势，曾国藩“，自度殆无保全之理”(曾国藩：《致季君梅》，《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六，第二一○页。)，及至景德镇失守，粮道断绝，他更悲观绝望，于是准备*。他抱怨“南岸兵少”，要求北岸胡林翼分兵往援。胡林翼大为不满，*气要挟说：“如涤帅，（指曾国藩）嫌南岸兵少，可以沅圃（指曾国荃）万人调去，北岸不须沅圃也。”(胡林翼：《致李希庵方伯》，《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八，抚鄂书牍，第四页。)曾国藩虽然身在祁门，但仍“视北岸更重于南岸”(曾国藩：《致李希庵》，《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三，第六页。)，断言“南岸纵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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