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而江西省城似尚可保，北岸若有大失，即汉口、武昌亦恐难保。”(曾国藩：《致李希庵》，《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三，第六页。)因此，他屡函乃弟曾国荃 力劝其坚持，切勿弛国，并且极力避免削弱安庆围师之力。他本想在安庆围师中，“挑选亲兵两哨”，但又“恐安庆挑出好手，难当大敌”，所以始则通知“不须挑人来祁”，继而“商令缓来”，以免“扯薄安庆起见”(曾国藩：《致沅弟》，《曾文正公家书》下，卷七，第二○七页。)。他为了摆脱祁门坐困之势，曾“酌拟三策，公同核议”：一，“坚守祁黟休三县”，他自己先移驻东流，其余各军坚守两月，“择贼少之地冲出”。二，“弃祁黟休三县不守，分兵出剿”。三，“全军由贼中冲过，直趋苏常。”(曾国藩：《致张凯章》，《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四，第三○——三一页。)据此可知，曾国藩之于祁门，既无死守之心，又无调动北岸主力救援之意，而贯穿“三策”的中心思想则是一个“走”字。曾国藩突出一个“走”字，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正象前面讲过的，从战略全局上说，祁门对于湘楚军并无特别重要意义，曾国藩进驻祁门本来就是另有打算的。所以当坚守祁门危及到他自身及其皖南湘军的生存时，他是决不会因小失大，孤注一掷的。
某些将领对于曾国藩驻守祁门一举，也颇持异议。胡林翼虽然不得不派遣李续宜率领四营救援祁门，但同时却一面指令围攻安庆的曾国荃“力谋稳守”(胡林翼：《致杨厚庵军长》，《胡文忠公遗集》卷八○，抚鄂书牍，第四页。)，一面支持李鸿章关于请曾国藩从祁门“及早移军”、“先清江西内地”的主张。(见胡林翼：《致曾使相》，《胡文忠公遗集》卷八一，抚鄂书牍，第一○页。)他甚至委婉地批评曾国藩因小失大，不顾战略全局。他说：“使节兼三江非专为宣歙而设也。……握大符当大任以力肩大局为义，二三邑之得失不足较也。”(胡林翼：《复曾使相》，《胡文忠公遗集》卷八一，抚鄂书牍，第一○页。)就连曾国荃也不支持乃兄的行径。王定安在《湘军记》中说：
“是时环祁门无安土，屯军皆敛兵自守，或劝曾国荃缀安庆围救大营。，国荃曰：贼正欲牵我军耳，奈何为所误。攻益力。”(王定安：《湘军记》卷六，规复安徽篇，第一七——一八页。)
当时曾国藩“誓死守”，“诸将皆谏弗听”。曾国荃“自安庆饷米数千石，且谓株守偏陬无益，宜出大江规全局。国藩喟然从之。”(王定安：《湘军记》卷六，规复安徽篇，第一九页。)彭玉麟获悉后，致书曾国藩说：“节□移驻东流，得遂大众之愿望，不禁心喜欲狂。”(《彭玉麟致曾国藩书》，《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六册，第二一一页。)
上述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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