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曾国藩：《通筹全局并办理大概情形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第三三一页。)，拒不应命。他既按照自己原定计划行动，又担心受到抗旨的责难，于是便奏明从皖南进兵入吴，移节祁门，装出左顾金陵，右盼苏州的样子，敷衍塞责。其次是为了“保江西之门户，而联徽州之声援。”(曾国藩：《复毛寄云》，《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一，第三六页。)祁门有祁水直通江西景德镇，而江西乃“东师系命之区”(胡林翼：《复梁海楼侍郎》，《胡文忠公遗集》卷八○，抚鄂书牍，第六页。)。徽州毗连浙江，企图进攻徽州以通浙米(胡林翼：《致曾使相》，《胡文忠公遗集》卷八一，抚鄂书牍，第十页。)。正因为这样，他虽然“南渡，而仍以水师及安庆陆军为根本，以润帅（按指胡林翼）及鄂中为根本。”(曾国藩：《复彭雪琴》，《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一，第二○页。)他“于安庆水次设立老营”(曾国藩：《妥筹办理并酌拟变通章程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第三四○页。)，而把祁门视为“南飘”之所(曾国藩：《复胡宫保》，《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一，第三四页。)。
由此可见，武汉和祁门在战略上对于湘楚军的重要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其次，从武汉与祁门的兵力部署来看。
当时湘楚军正倾全力谋皖。东犯的湘楚军在兵力部署上有什么特点呢？张文说：“曾国藩身在江南心在江北，江北既是他进攻的重点，也是他兵力部署的重点。”“与北岸军力相比”，皖南“显然是湘军薄弱的一翼”。这个论断如果仅就大江南北而言，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当时湘楚军的兵力部署不仅涉及到皖南与皖北，而且同湖北也有着密切关系。只注意到前者，忽略了后者，就难于全面地反映事实真相。拿皖鄂两省来说，安徽显然是湘楚军进攻和后力部署的重点，五、六万久经战阵的大军几乎全部集结在太湖、桐城、安庆、祁门一带，即安庆及其周围地区。湖北虽系湘楚军的战略基地，但防务却十分“脆嫩”，守军不多，战斗力又差，不堪一击。曾国藩的机要幕僚赵烈文目睹此情此景，连声哀叹：“今人但知言战，不知言守，根本无不空虚，外之堵御略一疏，而根株已扬，危哉危哉！”(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二一三页。)。太平军以凌厉的攻势戳穿了湖北“虚而无备”的现实，因而胡林翼也不得不承认：
“湖北以全力谋皖，本省留防之兵即形单薄，自霍山失利，贼逆乘虚而上，黄州既陷，武汉震动，省会之地仅存马队百数十名，营兵亦止二千数百。”(胡林翼：《复陈湖北兵力不敷暂难筹拨情形疏》，《胡文忠公遗集》卷四五，奏疏，第一页。)“因楚师全驻皖疆，鄂省存城旗绿各营兵勇不满三千，剿守均难足恃。”(胡林翼：《楚军截剿安庆援贼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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