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楚军从主帅到将领对于太平军“合取湖北”的反映就有所不同。曾国藩说：

　　　　“逆党之救援安庆，其取势乃在千里以外，江西被陷一郡五属，湖北被陷二郡十一属，皆所以制官军之势，解安庆之围。论者多思撤皖围之兵，回顾腹地之急，……鄙意皖围弛，则江北之贼一意上犯鄂境，……故始终仍守原议。”(曾国藩：《复万□轩》，《曾文正公书札》卷一六，第五——六页。)

曾国藩的这些话表明，太平军分兵两路，对敌后发动钳形攻势，已经在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意见分歧和混乱。太平军“合取湖北”所以造成如此巨大震动，并不是偶然的。

　　第一，正如前面讲过的，湖北是湘楚军的战略基地，武昌尤全局根本。太平军“合取湖北”，把战火烧到敌人的后方，威胁其根本之地，使集中于安庆及其周围地区的湘楚军不仅有可能失掉执行战略任务和实现战争目的的依托，陷于无后方作战和腹背受敌的困境；而且还必将导致“饷源兵源两无可恃”(曾国藩：《复刘霞仙》，《曾文正公书札》卷一五，第一五页。)的结局。因此，曾国藩惊呼：“用是心悸，不知所以为策”(曾国藩：《复刘霞仙》，《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五，第一五页。)。胡林翼甚至认为湘楚军“实有饥疲溃散之患”(胡林翼：《请饬催山西等省协饷片》，《胡文忠公遗集》卷四四，奏稿，第二页。)。

　　第二，湖北虽然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但防务却十分空虚。太平军“合取湖北”，正好击中湘楚军的要害。胡林翼哀叹：“近年贼计专布远势，而我辈并忘近忧，可伤也已。”(胡林翼：《致阎丹初副郎》，《胡文忠公遗集》卷七五，抚鄂书牍，第九页。)当北路西征军占领黄州，逼近武汉时，“黄州以上元一卒一将，武昌忙乱不可言状”(胡林翼：《复曾使相》，《胡文忠公遗集》，卷八一，抚鄂书牍，第五页。)。富商豪绅纷纷迁徙，大小官吏慌忙逃窜，“仅余秀相（指湖广总督官文）司道数人在省垣以内而已”(《彭玉麟致曾国藩书》，《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六册，第二○六——二○七页。)。官文“矢志固守，以待援兵，外虽示以镇静，而内则忧心如焚”(胡林翼：《楚军截剿安庆援贼获胜疏》，《胡文忠公遗集》卷四五，奏疏，第四页。)。远在太湖的胡林翼闻讯之余，忧惧交集，他既预见到北路军“若偷渡南岸，则兴国、大冶必乱，九江、武昌皆危”(胡林翼：《致李中丞》，《胡文忠公遗集》卷八二，抚鄂书牍，第四页。)的可怕前景；又被南路军在“南岸州县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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