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林翼的诉说，表明湘楚军在兵力部署上存在的弱点。据此可知，和皖北比较，皖南是湘楚军薄弱的一翼，同安徽比较，湖北则是湘楚军薄弱的一翼；如果拿两个薄弱部分加以比较，以武汉为首府的湖北远逊于以祁门为中心的皖南。在皖南，既有曾国藩坐镇指挥，又有鲍超那样凶悍善战之将，还有皖北胡林翼、皖赣之交的左宗棠所部的策应。至于湖北，既无“劲旅”，又无“良将”，具有战略眼光的湖北巡抚胡林翼远征在外，坐镇武汉主持军政的是那位庸懦而又黯于行阵的官文，省会重地只有旗绿各营兵勇不满三千，“战不能战，守不能守”(胡林翼：《致曾观察》，《胡文忠公遗集》卷八一，抚鄂书牍，第七页。)，其他各地“尤虚而无备”(胡林翼：《复杨厚庵军门》，《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四，抚鄂书牍，第五页。)。因此，太平军选择武汉作为战略打击目标，比进攻祁门曾国藩大营更加符合“避实击虚”的原则，更易收到“攻敌必救”的效果。

　　除了“避实击虚”和“攻敌必救”之外，人民的援助，是革命军队战胜反革命军队的重要条件。就人民的条件而言，皖鄂等省都是良好的，连敌人都不得不承认人民拥护太平军的事实：“民不怨贼而怨官兵，不戴官兵而专戴贼，往往甘为贼任耳目，此贼之所以根株盘结，历八九年而不可动摇者也。”(《王心柏致曾国藩》，《曾国藩未刊信稿》附录一，第三一四页。)但是，若把两者加以比较，就不难发现湖北还是优于安徽的。湖北的显著特点，是武汉周围地区出现了组织较严、规模较大的群众起义或准备起义的力量，而这些群众力量又大都和太平军取得了联系，以为夹攻之计。咸丰十年，胡林翼惊呼，“省城本空，乱民四起”(胡林翼：《复李希庵》，《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四，抚鄂书牍，第七页。)。蕲黄交界之灵东等乡，有何致祥、孙兴荣等“潜通皖逆，从贼营逃回，谋为不轨”，约期在蕲州河岸聚众起事，“先抢蕲州踞城设守，随后分途掳人，由蕲州、广济、黄梅直攻（太湖）大营后路，胜则合贼上窜，败则绕路仍归贼营。”(胡林翼：《蕲黄匪徒通贼经州县先期拿获疏》，《胡文忠公遗集》卷四二奏疏，第三页。)荆州、沣州的所谓“乱民”也“相约八属共起，以先抢安乡、沣州厘金为起事张本”(胡林翼：《致曾观察》，《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四，抚鄂书牍，第八页。)。湖北巡抚胡林翼意识到人民的抗争对清朝统治威胁的严重性，因而提出了“欲御外寇当严内匪”(胡林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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