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湘楚军统帅虽然识破了太平军“合取湖北”的战略意图是“欲拢我腹地，使我军不得不分，乃狡焉肆出，以图解安庆之围”(胡林翼：《复陈湖北兵力不敷暂难筹拨情形疏》，《胡文忠公遗集》卷四五，奏疏，第一页。)，但是终因太平军的钳形攻势“患及心腹”，而不得不从皖北战场分兵“回顾腹地之急”。胡林翼始则派李续宜、彭玉麟率部赴援，随后便亲督成大吉一军“回剿上游”。这就不仅迫使湘楚军分散其兵力而处于被动地位，而且削弱了安庆周围地区敌人的实力。

　　当时，老奸巨猾的曾国藩针对太平军西征的战略意图，指挥乃弟曾国荃督师死死咬住安庆不放。他说：

　　　　“群贼分路上犯，其意无非援救安庆，无论武汉幸而保全，贼必以全力回扑安庆围师。即不幸而武汉疏失，贼亦必以小支牵缀武昌，而以大支回扑安庆，或竟弃鄂不顾。去年之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之笔，今年抄写前文无疑也。”

　　　“无论武汉之或保或否，总以狗逆（诬指陈玉成），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弟等一军关系无地剥复之机，无以武汉有疏而遽为震摇，须待狗逆回扑，坚守之后再定主意。”(曾国藩：《致沅弟》，《曾文正公家书》下，卷七，第二一三页。)

曾国荃遵从乃兄意旨，也说：“荃决志在此稳守，无论有何风浪，有何谕旨，均不能妄动一步。”(曾国荃：《复胡宫保》，《曾忠襄公全集》书札卷二，第一一页。)

　　曾国藩既然断定太平军“合取湖北”是抄写“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的“前文”，所以就决意不撤皖围之兵以援鄂，反而督军猛攻安庆，企图迫使太平军尽快地从上游回顾下游，并与之进行决战。他把所谓扭转乾坤的*注全押在安庆围点打援上面了。

　　太平军“合取湖北”方略果真是“抄写前文”么？张文持肯定态度，认为是“简单套用二破江南大营‘围魏救赵’的成功经验，所以被曾国藩讥为‘抄写前文’”。揆诸史实，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从战略角度看，“合取湖北”与二破江南大营确有相似之处，即避实击虚和攻敌必救。但也有不同的地方，二破江南大营是“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而“合取湖北”方略却没有“弃湖北而解安庆之围”的规定。这两个方略的制订者洪仁□在自述里告诉我们：二破江南大营方略“重在解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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