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的官方文书及时人记载中常以“裹胁”一词描述北伐军补充兵员的手段。以往，研究者大多视之为清政府的诬蔑不实之词，意在掩盖清政府丧失民心的尴尬境地，并试图挑拨和疏远北伐军与群众的关系。一般说来，这种看法有其合理的一面。太平军到达后，许多地方都出现了群众踊跃参军的场面。同时太平军的到来也推动了当地群众的反封建斗争。即使是在“就其（群众斗争）发动的深度或广度来说，都还不如南方”（注：张守常《太平军北伐和北方的的群众斗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79年第6期。）的北方地区，随着北伐军的到来，群众也较普遍地起来响应的援助。北伐军在怀庆屯扎时，两万余清军竭力断绝他们与附近群众的联系，但仍有怀庆西南的“济源、孟县两处百姓助贼银米牲畜，故围久不解”（注：龚诠《耕余琐闻》，癸集。转引自张守常《太平军北伐和北方群众斗争》。）。北伐军占领洪洞后，北邻“赵城各村镇先为贼送骡马米粮”，赵城以北的“霍州城门大开，备粮食以待贼”（注：《剿平粤匪方略》，卷55。转引自《太平军北伐和北方的群众斗争》。）。北伐军在直隶任县不过“信宿”而去，该县竟也“从贼者数百人”（注：马昆《谕贫民》，谢丙麟修《任县志》，卷8，《艺文》。见《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以下简称《选编》），第393页。）。这些都反映了北伐军与北方群众唇齿相依、相互援助的一面。

　　然而，这种积极关系是否始终如一？地主阶级文人笔下的“裹胁”是否都为毫无根据的贬损之词？问题的关键在于北伐军是否曾“掳掠”百姓，这将对整个太平军与群众间关系的评价产生重要影响。学界对此尚存分歧，有论者认为，事实上并不存在北伐军掳民从军的问题，清方记载北伐军“沿路裹胁”、“到处裹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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