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聚愈多”等实际是对北伐军与北方群众间良好关系的歪曲（注：张守常《太平军北伐和北方的的群众斗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79年第6期。）。也有人承认两者间有时也存在“结合并不密切的问题，甚至出现隔阂、产生矛盾，以致给革命带来严重损失”。并将其归咎于组织群众不力和互相抵触的宗教信仰（注：刘民山《试论北征太平军与直隶地区的群众关系》，《太平天国北伐史论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版，第146-147页。）。有的论者不仅肯定了“裹胁”的存在，认为“凡沿途自愿或非自愿加入太平军及为太平*役的人，都可算做‘裹胁’之列”，还剖析了“裹胁”的几种形式（注：黎仁凯《论北伐太平军与直隶群众的关系》，《太平天国学刊》第四辑，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02-304页。）。还有人根据清方、外国人及太平军三方面的材料，认定“太平天国确实采取了‘掳人’的扩军方式，而且起义一开始就实行了”（注：胡奇明《试论太平天国的“掳”人问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我们认为，北伐军确实存在强掳百姓从军的问题，主要依据为：
其一，《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辑有京城巡防处审录北伐军人员的供词十七件。除一件系武邑县人杨长儿供称被北伐军“出钱雇去”外，其余皆系供称被“裹”入北伐军。那么，这此人是否真是被胁迫而从军的？首先，从所供被“裹”时的具体情形看，有“跟随官兵挑负行李，到独流”后被北伐军“裹”去的；有在“赶集”时被“裹”去的；还有的在“城内看戏，不料长发贼进城”而被“裹”去（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5辑，173-180页；第184页；第169页；第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