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页。）此前也有类似的事件发生。北伐军攻打平阳府时，“守城乡勇试放一炮”，适毙北伐军中大旗手一名，林凤祥“怒甚，传令攻破此城，全杀无遗。”因“城外关厢未设防兵，客商迎降，”林凤翔下令保全，“不准擅取一物，违者立斩”。而对“城内则搜杀三日，男妇老幼尸身枕藉，临行又纵火焚烧，一城化为灰烬。”此事的亲历者陈思伯对此不禁感慨：“何怀庆与平阳二郡，有幸与不幸，相去天渊？此理之所不可解者也。”（注：《复生录》，《近代史资料》总第41号，第39-40页。）北伐军在沧州和平阳的行为如出一辙，看似具有偶然性，实际上却暴露了北伐军作为农民起义军所固有的弱点。这种行为在历次农民战争中也并不鲜见。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仅从情感出发，对出自地主阶级笔下且不利于太平军的材料简单地以阶级定性而以予否定。
总之，北伐太平军一路征伐，兵员的补充成为其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之一。其中既有沿途群众出于革命热情主动参加北伐军，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体现了太平军与北方群众间的密切关系。同时也必须看到，北伐军在严酷的流动作战中为急于补充兵员也采取过粗暴的强制性手段，导致在一些地方北伐军与当地群众关系紧张，给作战带来不利的影响。
二
北伐军之所以采取“裹胁”手段补充兵员是由北伐军自身、群众和清政府三方面的因素交织作用而决定的。
首先，北伐军的战略目标是攻取北京，一路上进兵神速，有时甚至一日一城，无暇顾及联络群众和宣传工作，各地参加北伐军的群众大多属自发加入。“太平军进入直隶攻向天津，一路迅速过境而去，屯踞静海、独流时未主动四外出击，到后来困守连镇时，又被清军包围而和群众隔绝，所以散在各地的起义人民和太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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