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日，北伐军直逼正定至野河铺，将渡河，“知县周灏招集乡团，于滹沱南岸列阵十余里，逆匪闻风胆寒，不敢北伐，遂折而东，陷藁城”（注：《畿辅通志》，卷132，《前事略》，见《选编》，第370-371页。）。10月27日，北伐军兵临沧州，清军兵力只有城守尉德成所带驻防兵500名，连同驻防子弟，也仅1300人，幸而知州沈如潮，“招集汉、回两团三千人”与官军共同“列阵红孩口”（注：佚名《畿辅平贼纪略》，《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9页。），才使北伐军前锋一度遭受重挫。血洗沧州后，北伐军直趋天津，天津县令谢子澄“广募沿海渔户为勇，善用鸟枪，贼攻三昼夜，枪下死悍逆数千”（注：《复生录》，《近代史资料》总第41号，第40页。）。虽不免有夸大之嫌，却也反映出北伐军未继续进攻天津的重要原因。这些都足以说明地方团练武装业已成为一支重要的反动力量，它进一步切断了北伐军与群众的联系途径。难怪有人认为，“直隶团练无论是参与对北伐军的围追堵截，还是充当清军后勤，运送粮草枪炮，都直接促成了北伐军的败亡”（注：杨学涯、王万里《浅析太平天国北伐时期直隶中南部的地主团练》，《太平天国北伐史论文集》，第249页。）。
需要补充的是，太平军中少数人的病态心理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贼情汇纂》中记有一事：
“保安周生曾问数贼曰：‘尔在彼中掳来乎？投来乎？’曰‘掳来，且焚抢殆尽’。复问曰：‘尔恨掳尔之人及害尔之人乎？’曰：‘恨’。‘然则何以今日亦行掳人害人之事？’数贼众口一词曰：‘因自家焚掳一家，己身复被掳，每见完善之地人民，以为我如是，伊辈何独安处？愤懑不平，必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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