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185页；第173、182页。）这里提到北伐军除吸收群众主动参加外的两种扩军方式。由于北伐军“一路攻克州县，得些库银以备全军公用，如沿途购买粮草火药之类，战士不携私财，所以银钱并不全带”（注：张守常、朱哲芳《太平天国北伐西征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8页。）。因此不难想象，被北伐军用“银钱邀买”的百姓只是少数，大部分非自愿加入的百姓则是由于“怕杀”而被迫“跟随”从军。
其三，若对大量史料中所记载的北伐军“裹胁”行为一概看作是统治阶级的诬蔑之词，就不免把北伐军补充兵员问题看得过于简单和绝对。太平军是有破城后滥杀的情况的，当时人对这一情况的记载，至少有一部分是真实的难以否认的。北伐军沧州一役，损失颇重，*也多，不少史料对此都有记载。诸如北伐军破城后，“贼拥而前，逢人即杀，以火燔小南门，烟焰蔽天，血流成渠，……。”（注：佚名《畿辅平贼纪略》，《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70页。）北伐军不仅对驻沧州旗营杀戮甚重，致“驻防满营死者男女老幼共二千三百十七人”（注：《忠义纪闻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3辑，卷16，《沈刺史如潮传》。），且对城中居民不分官民，大开杀戒，“一时官绅士庶遇害者万余人”（注：张凤瑞修《沧县志》，卷14。）。北伐军在沧州的烧杀在其征战中极为罕见，完全是出于阶级的局限和狭隘的报复心理，此因可由时人评论中窥得一斑：“贼自入直境以来，此其受创之最重者，故积忿屠之。”（注：谢山居士《粤氛纪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3辑，卷5，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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