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起义后，先在太平军中实行消灭私有财产，统一安排有劳动与战斗能力的人做力所能及的事，一切生活资料由公家免费和平均（对占绝大多数的一般成员是平均，对领导人则按等级制度）供给的办法。及至占领了城市，把太平军中行之有效的军制与一套军需筹措与供给制度推行于城市社会之中，并声称准备在将来的某一个时期行之于农村，即在全社会普遍推行。在太平天国经济政策中，起指导思想作用的平均主义是一把两面刃。刃的一面指向农村，要求平均农村一切家庭的财产与生活水平，首先是平均土地与土地生产物。刃的另一面指向城市，要求平均城市一切家庭的财产与生活水平，首先是平均货币、货物与房屋。对于前一个方面，太平天国领导人描绘了一个地上天国的美妙图景——《天朝田亩制度》，可是未付诸实行。实际执行的是“照旧征粮纳税”的政策。对于后一个方面，太平天国颁布过一个政策纲领——《待百姓条例》。这种政策与以城墙为战斗堡垒的措施相结合，实行的结果是：取消城中的由私人商业构成的市场，城中的房屋、土地归公，人民或出城自谋生计，或留城入馆，参加太平天国组织的活动，由太平天国供给生活资料。这种军事化与吃大锅饭的办法，在生产军需品方面，一度颇见功效。可是，长期坚持，却使人们缺乏积极性。1861年1月12日出版的《北华捷报》一篇文章中写道：南京城里“贸易、商业或工业全然没有。向来刻苦耐劳的中国人的俭德和技能已不复存在，一双手已不像以前那样灵巧。”(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4页。)故在实践上，平均主义这把两面刃，切向农村的一面钝，所以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社会结构等基础方面变动不大；切向城市的一面利，致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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