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太平天国与清王朝之战如火如荼时，封建官绅已觉察到假借基督教造反的天国的可怕性和危害性。曾国藩以在籍侍郎举办团练与罗泽南等儒生奋起征战，居然能予以“廓清”。成此“大功”的主要原因是夷夏之辨的立场。因为封建官绅认为，洪秀全等用以鼓励军心士气的基本精神乃剽窃的西方基督教。

　　曾国藩的《讨粤匪檄》一文，曾咬牙切齿地写道：“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全国数千年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鸟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第1—3页)曾国藩的号哭咒骂，正说明太平天国学习了西方的基督教，击中了封建制度的要害之处。因此曾国藩以护卫“圣教”为职责，以基督教为异端学说，以坚决反对用夷变夏相号召而讨伐太平军，其实质是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

　　正是因为太平天国“服习其教，称天父天兄，不敬神祇，不祀祖考，迹其言行，无不与彼教（耶稣教）相吻合。”(均是《教务教案档》第二辑，第490页)所以封建官绅认为：“彼教无君父之尊亲，惟耶稣之是奉，是无纲纪也。无骨肉之亲爱，惟主教之是崇，是无伦常也。……此等乱夷，行同禽兽，不待教而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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