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天国领袖们出于宗教信仰的相同，称洋教士为“洋兄弟”。而此时的外国传教士也对太平天国的爆发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们极少数反对，少数怀疑，大多数欢迎和赞赏。比如有的传教士认为，信奉上帝的太平天国得到胜利是西方各国非常有利的大事。早在1852年，罗孝全洋洋自得地说：“与外国战争之出人意外的结果是中国之开放，如今倘此次革命将推翻偶像之崇拜而开放（中国的门户），使基督教福音得普遍传播于中国，则其结果岂非同样奇妙耶？”(罗孝全：《洪秀全革命之真相》，《太平天国》（六），第825页。)米勒思牧师亦充满自信地谈到：“如果革命军成功后，吾人所预料之利益，乃是大开海禁，以便传教和通商。”(《太平天国》（六），第917页。)归根到底，传教士把着眼点放到了革命是否有利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是否有利于其本国的利益等方面。至于这次运动传教士所赞成的原因，可用艾约瑟的言语来表述，即：“这个革命的运动是大大有利于基督教的。”(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下册，第1638—1641页。)正是因为天国的领袖和外国传教士之间，彼此为了达到真正的了解，所以往来甚密。这确给封建官绅造成一种极大的错觉。又兼封建官绅对拜上帝教和基督教没有也不可能去认真地加以分析鉴别，就妄下定语：“其金陵贼所奉之教，与英夷相同。”(《教务教案档》，第一辑，第1页。)叶名琛奏称：“内地会匪，相习成风，多称系该国（法国）教内之人，伏思连年倡乱，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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