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25页。)因之，封建官绅形成了一致的看法，尽管“议和以来，耶稣之教盛行，无识愚民半为煽惑”，但我们“岂容彼以禽兽之教，化良民为莠民哉！”(均是《教务教案档》第二辑，第490页)“与其戢乱于事后，何如防患于未来”的思想溢于言表。(均是《教务教案档》第二辑，第490页)
的确如此，封建官绅从太平天国的实践中明白了一些前所未知的道理，看清了洋教的传入对中国的封建统治有一定的冲击作用，那么作为封建卫道士的官绅阶层必然极为愤慨。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在天国期间与其后更为卖力地反洋教。
第三，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对封建传统文化以无情地冲击，试图动摇封建统治阶级赖以统治的思想基础，极大震惊了封建官绅。由此他们明白，基督教果真来势迅猛，果真与中国的礼俗政教视若水火，毫不相容。在这种情势下，封建官绅则视传教士为大逆不道，洪水猛兽，进行恶毒攻击，为的是保卫圣教。
封建官绅“从孩提时起就接受儒家传统和价值的教育，他们的地位和声望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积极同这种传统和价值打成一片的行动上。”(《中国社会杂志》，1962年第2期。)从此出发，形成了封建官绅阶层的显著特点：即素具文化的傲性，常以继续中国的道统及维持传统的礼教为己任，而大力反对西化一一使中国变为夷狄。在他们看来，孔孟圣教极高明而道中庸，可谓天地间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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