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记述表明，南京发生了以孔孟和儒家经籍为妖和妖书，并严加禁绝、违者严惩的现象。但这并不是自发的、无意识的行动，而是根据于太平天国当时的政策。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经洪秀全批准，于1853年内出版了一本论文集《诏书盖玺颁行论》，其中一篇由高级官员黄再兴写的论文说：“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见《太平天国》第1册，第313页。)这实际上是宣布了太平天国关于禁绝、焚除儒学经籍和诸子百家书籍的政策。太平天国的这一政策和行动，已为他们的敌人曾国藩所了解和利用。曾国藩于甲寅年正月（1854年1—2月）发表《讨粤匪檄》，指责太平天国“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以致“士不能读孔子之经”，“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原”(《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二。)。

　　与焚禁儒学经籍的同时，太平天国在1853年后期出版《原道救世歌》等著作的修订本时，删去了其中原引用儒家经籍的语句。关于上述几种著作的版本问题，萧一山在近六十年前曾以为书中没有引用儒家典训的版本为初刻本，引用者为修订本。他的看法是，“当其初起，惟以尊上帝拜基督为事，举中国一切之圣经贤传胥毁弃之”，几年以后，太平天国改变了政策，增入了中国典训名言。为此他又感叹说：“使洪杨早能如此，则湘军或可以不起乎？惜乎晚矣。”(萧一山辑：《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天条书》跋、《太平诏书》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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