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人向康梁“问讯”，言词间“颇有惓惓之意，又有求免之心”(《长编》上册第112、100页。)，甚至还有对于勤王的恭维(据康有为自己讲，李鸿章于勤王运动期间曾三次促其“举兵”（《唐烈士才常墓志铭》，《唐才常集》第266页）。康之弟子陆乃翔亦谓李“以保皇会人多款足，密令人告先生起勤王之师”（《康有为传》，1929年6月刊本，第18页）。此说或恐言过其实，但李对勤王说些过头的恭维活当是可能的。)。实则，李鸿章做如许表示，不过是应付政局变化的一种计谋而已。当时，向操国柄的慈禧太后以利用义和团而开罪帝国主义，事败后政权谁属殊难逆料，以李鸿章之精于权变，自然要为日后进退预留地步。至于实际行动上，他伙同帝国主义搞“东南互保”，防止动乱犹恐不及，绝不会自为利于康梁起兵的举措。所以，尽管康梁在处置李鸿章的问题上有所摇摆，直到其人奉旨北上议和，他们始终没有完全放弃将之暗杀的打算，总觉得“此贼若在，阻力不小”(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长编》）上册，第125、125、113—114、114、87—88、130、134、104、116、117、116、104、100、123、128、116、100、114、140页。)。
康梁谋为武装起事，所要进取的最终目的地是囚禁光绪的瀛台，其于勤王的运筹自不限于上述。从现有材料看，他们对北京与沿途的山东都有一些布置。在山东，康有为派人与大刀会取得了联系(张之洞《致济南袁抚台》谓：“湖南拿获富有票匪目李英供称，康有为、孙文派人联合大刀会”（《戊戌变法》（二）第625页）；康有为《致办事人书》也说，起兵后，“山东大刀王某之军……亦可分路整而北上”（《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8页。据此，知康梁确与山东大刀会有联系。)。而在北京，则派人从事解救光绪皇帝、刺杀慈禧者流以及联络内应等活动。此等活动自政变发生即着手进行(据宫崎寅藏说，康有为政变后甫逃香港，即派弟子北上行刺（见林启彦译、宫崎寅藏著：《三十三年之梦》，第138页）。另据康有为跋梁铁君遗札说：政变后即“令大刀王五入自宝月楼，至瀛台救上……己庚间，频遣人入京办此未成。”)，最初系由远在日本的麦孟华负责，后来康氏门人陈介叔又潜行入都，身当其任(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长编》）上册，第125、125、113—114、114、87—88、130、134、104、116、117、116、104、100、123、128、116、100、114、140页。)。这些，过去鲜为人道，于此略作补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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