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十分突出的内容就是揭露其民族压迫政策。他们称这伙人所把持的清廷为“满洲政府”，认为此辈的摧残变法，是“恐自此新法大行，则天下智慧将大开，而满洲人所以压制汉人之权利将不可复用”(欧榘甲：《论救中国当以救皇上为本》，《清议报全编》第一集，卷三，第59、58页。)，并指出：政变以来清廷之用人行政，一秉于“尽收汉人之权”(《论政变后可疑之事》，《知新报》第八十三册。)，“其心盖非蹴踏汉人，使无噍类不止”(欧榘甲：《论救中国当以救皇上为本》，《清议报全编》第一集，卷三，第59、58页。)。一言以蔽之，防范汉人“实为满洲全部之心事”(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一），第290页。)。
比起公开的宣传，康梁私下的言论内涵更深。在致有关人士的一封信中，梁启超将满清政府与日本幕府相类比，谓慈禧太后如同“大将军”，“满洲全族”即其“幕吏”(梁启超：《致大隈重信函》，见《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一卷，第一册，第697页。)。效日本“覆幕”是康梁勤王的重要指导思想，如此比照，表明其欲覆之幕绝不止于寥寥后党中人。康有为也向人表示：倘勤王之事不成，即谋据地方，“求广东自立”(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2页。)。是显有脱离满清之心。
对于康梁勤王的这种倾向，或许有人疑惑不解。其实，这并不奇怪。汉民族本有“严夷夏之大防”的传统观念，虽受满族统治二百多年，固有意识未必就能泯消。而近代以降，以少数民族人主中原的满清王朝不但依然外视汉人，又且朽败不堪、日事卖国，很容易刺激人们的仇满心理。所以，早在维新运动时期，康梁就显露过对满清统治的敌意。他们称大清为“大浊国”(何树龄致康有为书，见《觉迷要录》卷四，第24页。)，声言“中国之天下为满人所破坏，欲挽回国运，非摆脱满人之羁绊乃可(宗方小太郎日记所载梁启超语，见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东京，昭和十一年）下卷，第375页。)。至于戊戌变法前后他们同明揭排满宗旨的革命派两度密切往来，更是人所熟知的事实。也正因为这样，以强烈反满著称的章太炎谈及庚子勤王，才说康有为斯时“革命”之“素志尚在，未尽澌灭”(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戊戌变法》（二），第582页。)。
康梁仇憎满清统治的表现，可以说是一种预兆，自此而后，革命排满将取代变法维新，成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运动的主流。不过，就康梁自身而言，他们毕竟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比起反映这个阶级中、下层要求的革命派，*上要软弱得多，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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