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旗号是勤王，鼓吹宣扬也多以“保皇”、“救上”为论调。但是，若据此便认为其根本宗旨是恢复一个失权皇帝的帝位，那就误解了他们的真正立意。实际上，康梁之坚持扶救光绪，主要还是着眼于实行宪政的需要。在他们看来，光绪皇帝“以救四万万民为心，以造新中国为志”(欧榘甲：《论救中国当以救皇上为本》，《清议报全编》第一集，卷三，第59、58页。)，不但能够“舍位忘身而变法”(梁启超：《论皇上舍位忘身而变法》，《清议报全编》第一集，卷三，第9页。)，而且“深观中外之故，注意立宪之政，以开民智伸民权为唯一之主义”(梁启超：《论支那独立之实力与日本东方政策》，同上，卷一，第65页。)。即于种族问题，亦“存心大公无我，不私满人，而最爱汉人”(《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见同上书，第255页。)。显然，康梁是把光绪皇帝看成未来的宪政国家中堪膺其位的立宪君主，而不是当作满清王朝的正统和象征。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提出了“借勤王以行民政”(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长编》）上册，第125、125、113—114、114、87—88、130、134、104、116、117、116、104、100、123、128、116、100、114、140页。)的思想。这里顺便一提，不少论著在谈自立军之役时，每以其既要复辟光绪又不承认满清统治为互相矛盾，观以上康梁的命意所在，或可释此之疑。
由于康梁是以革除封建专制、实现资本主义宪政为出发点，这就使得他们的勤王有了异乎寻常的意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上凡用一种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代替原来较低一级的社会形态，都属于社会革命。根据这一原理，康梁的勤王无疑带上了社会革命的性质，这既非中国史上的旧式勤王所可同日而语，就是以改朝换代为结果的农民起义也要稍逊一筹。考虑到资产阶级政权本来就有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两种组织形式，这时候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又尚未成熟，在政体问题上还徘徊不定(1900年春，孙中山与人谈及替代满清王朝的政府，曾表示不反对建立一个由汉人做皇帝的立宪国家。见《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一卷，第202页。)，则康梁以建设立宪政府为目的的勤王，其进步性尤不可低估。
复次，它采取了自下而上的暴力手段。
前述事实说明，康梁在勤王的名义下，走上了依靠下层群众而谋武装起事的道路。就其思想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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