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运动时期，康梁抱着对清朝统治者的浓重幻想，上书言事，吁求变法，希望实现自上而下的和平改革。然而，他们多年奔走所求得的百日新政，转瞬之间就被淹没在一片血腥恐怖中。面对“求和平而乃得死道” (麦孟华：《论中国今日当以竞争求和平》，《清议报全编》第一集，卷四，第46页。)的严酷现实，康梁不得不沉痛反省。他们终于承认：近世“东西各国，民权大伸，百年以来，各国之争，民党无不大胜者，皆流血成河，死至百数十万人，以得有今日文明之治强”(康有为：《驳张之洞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康有为与保皇会》第70页。)，而“中国变法亦难矣，非经雷霆扫荡之威，未易行也”(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42页。)。由是，他们改变以往的偏见，热烈颂扬起连同法国大革命在内的欧美资产阶级的暴力斗争，并决心“师法人之生气以振其动机” (麦孟华：《论中国今日当以竞争求和平》，《清议报全编》第一集，卷四，第46页。)。

　　同样，对下层群众的看法也与往常有异。勤王失败后，康有为曾撰《代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复湖广总督张之洞书》，其驳斥张之洞侮蔑会党时就说：“中国之民，岂生性好乱哉，暴君污吏，肆其茶毒，横征暴敛，迫之以饥寒冻馁，驱之使然，而又穷设法网，绝其生路。”在这篇文章中，康有为还借外人之口，对李鸿章“自残同种”的“平发平捻”表示了鄙夷的态度(康有为：《代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复湖广总督张之洞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57—58页。)。这种明显同情被压迫民众的言论，较之先前他们斥揭杆而起的劳苦大众为“伏莽”，转变可谓大矣。尚不止此，他们于下层群众的力量亦开始有所认识，提出“古今中外之立国，自篡杀外，无不兴于在下者”(麦孟华：《论救亡当立新国》，《清议报全编》第一集，卷三，第117页。)。康有为甚至认为：张之洞们所谓乱民和会党，只要引导教养得法，“其智其力岂必让欧美哉”(康有为：《代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复湖广总督张之洞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57页。)。康梁能以会党游民之类作勤王基干，此种识见不无关系。

　　康梁对改革途径的重新探索浅尝辄止，但却弥足贵珍。在当时，它把维新派的*活动推向了高峰；而影响所及，是勤王事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除康有为本人外，康门弟子辈犹思奋进，竟至呈现“无一一人不言革命”(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0页。)的情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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