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第49页。)两者的观点和逻辑也是一致的。更值得注意的是，维新派在批判洋务派时，曾提出一个著名的体用不可分割、向西方学习必须兼学其体用的观点。这是两派在展开激烈的论战中一个交锋的观点。可是在早期维新思想家的著作中也已提出过了。《盛世危言》初刊自序中说：“善夫张靖达公云：‘西人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国，然其驯致富强亦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道四达，果足恃欤？’”(资I，第41页。)这难道不是对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洋为用”观点的非常有预见性的批判吗？
维新派在继承中有发展。他们同早期维新思想家相比，有以下几个重要的区别：（一）早期维新思想家虽然对洋务运动有所批判，但基本上是洋务运动的宣传者，他们的著作主要是为洋务运动提供理论根据，其中心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维新派则是洋务运动产生的对立物，在批判洋务运动的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们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认为不仅要学西方的“用”，更重要的是要学西方的“体”；（二），早期维新思想家还没有脱离个人研究问题的范围，他们著书立说，发表个人政见，对社会影响较小，维新派则把书本上和口头上的议论变成实际的*行动，他们直接向皇帝提出变法要求，并且发动了群众性的变法运动。他们组成了*集团并且试图组织政党来实现他们的*纲领，（三），早期维新思想家一般是从富国强兵的角度来谈论变法，片断地、孤立地列举变法事项，强调向西方学习“船坚炮利，制造精奇”，虽然也主张设立西方式的议会，但并未充分阐述“本”和用的关系，即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没有形成系统的、有逻辑的论述，维新派则从内忧外患的形势出发来说明变法的必要性，提出“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梁启超：《论不变法之害》，资Ⅳ，第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