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大概是中国近代最先认识报纸的社会作用的*家，同时大概也是中国最先创办近代报纸的人。严复为《国闻报》所写缘起中说：“阅兹报者，观于一国之事则可以通上下之情，观于外国之事则可以通中外之情。上下情通，而后其人不自私其利，中外之情通，而后国不自私其治。人不自私其利，则积一人之智力以为一群之智力，而吾之群强：国不自私其治，则取各国之政教以为一国之政教，而吾之国强。”(《严□道文钞》卷四，上海国华书局民国十一年版，第17页。)这段论述，指出经过报纸传播知识、交流情况，可以起到组织群众、改革社会、富强国家的作用。这种认识是深刻的，维新派*家完全是把报纸当作*工具和教育工具来使用的。现在翻开他们当时创办的报纸就可以看到，里面几乎全部刊载的是严肃的政论性的文章，没有什么消闲作品。他们先后创办了《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国闻报》、《知新报》、《湘报》等五十多种报刊。这些报刊雨后春笋般地在中国各地出现，把人们带入一个新的天地，不久以前还弥漫全国的那种陈腐的、闭塞的、可笑的保守空气大为稀薄了。近代形式的学会、学校和报刊的出现，可以看作是中国从封建社会跨进资本主义世界的重要标志。
我们不能不承认，在近代中国，首先是维新派把旧式的学院和私塾转变为近代的学校，开创了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先声，首先是他们广泛地建立了*性和学术性的社团，开创了近代*集会的先声。他们用上述形式把当时相当大数量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卷进资产阶级的*斗争，鼓动和组织他们向西方学习，使他们经过欧风美雨的薰浴后，在思想上迅速近代化、*化，成为维新运动的群众基础。至于维新派把教育看成是变革社会的主要手段的观点，当然是错误的。这个错误，他们自己在当时似乎也意识到了。梁启超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资Ⅲ，第21页。)这个说法本身就是矛盾的，反映了他认识上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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