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Ⅱ，第124页。)他所描写的当时人民在沉重的阶级压迫机器下面遭受刑狱惨酷之苦、人命沉冤而呼号莫达的景象，以及这个制度本身气脉不通，生机堵塞，活象一具僵尸的现象，实际上是对旧制度不能再继续维持统治的一种分析和预告。康有为不懂得什么叫革命危机，但是他实际上描写了当时存在的革命危机，他得出了清朝制度（也就是封建制度）患了绝症、必将把国家引向灭亡的结论。
更进一步，他又根据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指出：“今天下非不稍变旧法也，洋差商局学堂之设，开矿公司之事，电线机器轮船铁舰之用，不睹其变，反以蔽奸。夫泰西行之而富强、中国行之而奸蠹何哉？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故也。”(资Ⅱ，第129页。)把洋务派变法失败的原因归之于“上体太尊”，直接触动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不仅有勇气，而且很深刻，因为上体太尊的反面就是民权太轻（准确地说是士权太轻），就应降低和限制君权，客观上势必引出实行资产阶级民主的结论。
在这种批判的基础上，康有为提出了“扫除更张，再立堂构”的主张。(资Ⅱ，第179页。)他的所谓“再立堂构”，其主要内容就是设立议会。“再立堂构”这句话是1895年6月在“上清帝第三书”中提出的，这封奏书所列举的“再立堂构”的第二条措施就是：“开门集议，令天下郡邑十万户而推一人，凡有政事，皇上御门，令之会议，三占从二，立即施行，其省府州县咸令开设，并许受条陈，以通下情。”(资Ⅱ，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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