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页。)的变法为了救亡的观点，对如何变法，如何向西方学习，提出了有逻辑的论证，强调了学西方的政体，特别是严复对西方的民权思想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和论述；（四），早期维新思想家批评当时的“弊政”，但把“弊政”看作是工作中的缺点，认为只要设法弥补缺点，国家就会富强起来。他们的著作中很少涉及民间疾苦。维新派则把“弊政”看作是社会疾病，把中国比作“麻木不仁，饮迷熟睡，刺之不知痛，药之不能入，诚扁鹊所望而□步”(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资Ⅲ，第180页。)的病人，认为光靠治标已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改弦更张，“另立堂构”。他们向皇帝陈述民生疾苦，为民请命。早期的维新思想家几乎不敢冒犯皇权，维新派则大胆地把社会的病根归结到“上体太尊”（皇权太重）。当然，早期维新思想家也有个别观点比康梁还要进步，这里就不再例举了。维新派发展了早期维新思想家的观点，把它从空谈变为实际的*运动，这当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维新派同早期维新主义者的区别，不仅标志着当时资产阶级对学习西方在认识上有很大发展，而且表明中国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已经接近形成。在这种思想体系指导下，维新派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代表参加*活动了。
二、维新派是中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顽固派虽然在同洋务派的论战中败退了，但是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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