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样说，丝毫不意味着轻估维新派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相反，正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掌握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而在行动上却颇象欧洲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一样，敢于向封建制度挑战，不能不令人对他们的胆识和勇气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搞“托古改制”，很可能一部分原因也在这里。今天看起来，“托古改制”是迂腐可笑的，但在当时的中国，可能是改革家们所能找到的、也为知识界所能接受的唯一的理论依托。如果我们想到一八九八年鲁迅在南京水师学堂也是以《天演论》为高级精神养料，对于维新派的志士们未能了解卢梭的学说，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维新派的功绩在于：他们所批判的仅仅是清王朝官僚制度，但是人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否定封建制度本身；他们疵议的仅仅是皇权太重，但是人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废除皇权，他们本意想唤醒皇帝，结果却唤醒了大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宣传汉朝的议郎，却引导人们去学会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学说等等。历史越过了他们的愿望和眼界，越过了他们所规定的界限，向前发展了。特别是他们把“设立议会”写入自己的政纲（康有为的奏议可以看作是维新派的政纲），就使他们的*纲领同过去一切要求在封建官僚体制内部进行改良的政见（包括洋务派在内）有了原则区别。历史条件已经不允许真正的资产阶级议会在中国出现，如上所述，维新派也不真正了解这种议会，但是他们要求“设立议会”的宣传活动，却起了摧毁封建制度的作用。戊戌政变失败后不几年，扼杀维新运动的慈禧太后就不得不承认立宪政体，她自己连同大清王朝就在立宪声中寿终正寝，这个结果当然包括维新派的功绩在内。

　　近来研究者根据新发现的材料指出，康有为的奏议中关于立宪的词句本来没有，是后来增添进去的。我个人过去写的文章中曾经说到康有为有君主立宪主张，应当更正。研究者又指示，在百日维新前后，康有为在奏议中已不再提及议会之事，而特别强调开制度局于宫中以总管新政，以制度局代替议会。我的看法是，百日维新时言制度局而不言议会，恐同变法“关国安危，举措偶乖，必至龃龉，此非特开专司，以妙选通才，不足以商鸿业而定巨典”(资Ⅱ，第216页。)有关，即为了对新政加强集中领导，防止议论纷纭，莫衷一是，而不一定因此取销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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