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同时又应当承认,维新运动在客观上代表了农民的利益。欧洲的资产阶级总是联合农民向封建制度冲击,在取得胜利以后,再从农民手中夺取胜利果实,掉转矛头来镇压农民;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同封建地主阶级的关系太密切,他们本身常常就是半封建半资产阶级的人物,他们的资本积累离不开封建剥削,而且在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压迫下,经常要把商业资本或工业资本转化为封建性的土地投资和高利贷,从封建剥削中找到资本的逋逃薮,因此,他们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根本不敢大胆地采取联合农民的政策(辛亥革命也是如此),相反,从一开始就采取敌视农民的立场,以镇压农民的表现来取悦于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争取它们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让步。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又终究会促进封建制度的解体,有助于农民卸除封建剥削的重压,同农民反对封建剥削的斗争目标是一致的。虽然封建制度的解体并不会消除农民的痛苦,而且意味着新的资本主义剥削的枷琐将套在农民头上,但是这个矛盾会在以后的革命进程中去解决。在当时,反对封建制度斗争目标的一致性,使这两个阶级暂时处在同一条战线上;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可能完全排除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村的经济侵略,可是,中国民族资本同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在农村的角斗,又符合中国农民挣脱帝国主义经济剥削的愿望。在这个斗争面前,中国农民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暂时放到次要地位了。从这两点意义上来说,维新派虽然同农民相敌对,他们的斗争却在根本上符合当时农民的利益。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维新派以全民代言人的身份出现,是符合历史规律的现象。恩格斯指出:“市民等级在和贵族斗争时有权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来不及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一,第54页。)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正处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资产阶级同农民当然可以在反对帝国主义这个问题上,找到共同利益的汇合点。维新运动乘当时的国难才发动起来,这个现象也说明,这次运动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国资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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