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的失败是注定了的。他们依靠光绪皇帝而又明确了解光绪皇帝没有实权（梁启超说，“皇上虽有亲裁大政之名而无其实，一切用人行政，皆仍出西后之手。”(资I，第256页。)）他们面对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阶级力量对比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占了绝对优势，而这两种反动势力的胶合又加强了这种优势，使维新派在同它们的较量中无异以卵击石。事实说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代表并没有把维新派当作对手，甚至也没有把光绪皇帝当作对手。光绪帝要变法，荣禄说：“俟其闹至剪辫子时，必有办法，此时何急哉？”(资I，第350页。)，流露轻蔑之意。他们镇压维新运动，与其说是害怕维新派变法，不如说是害怕维新派的变法宣传引起农民的觉醒。张之洞说：“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纲纪不行，大乱四起。”(资Ⅲ，第222页。)所以，要借谭嗣同等六人之头来震慑乱民。维新派是付出了鲜血的，但是他们付出鲜血所取得的代价不是如谭嗣同所说，由此“国”就可以“昌”了，而是完成了一部分为后来的革命清扫道路的工作。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著《戊戌政变记》描绘维新派登上*舞台后面对的形势：“改革党人乃欲奋螳臂而与之争，譬犹孤身入重围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敌，而欲其无败□也，得乎？”(资I，第269页。)这个描绘是符合实际的，虽然梁启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