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Ⅱ，第189—190页。)康有为这封奏书被大官僚们视为“狂妄大胆”而不予代递，于是，他串连在京举子于夏历三月二十二日在粤东馆召开了保国会。他在会上提出救亡的口号，倡言“故今日当大败之余，人自为战，救亡之法无他，只有发愤而已。”(资Ⅳ，第410页。)梁启超也发表了演说。大会通过了保国会章程，号召“志士仁人”“移其营私之心以营一大公”、“移其保家之心以保一大国。”(资Ⅳ，第398页。)这一年，酝酿近十年的变法活动达到高潮，随即开始百日维新。
维新派举起救亡的旗帜，把资产阶级的*要求汇入救亡运动之中，就使维新运动越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范围而带有全民*运动的性质。虽然救亡运动从来不曾沿着维新派指引的*航道前进（它是更加广阔的历史洪流，不仅冲破了维新派的*航道，后来又冲破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航道），可是，在甲午战争以后一段时间里，它是同维新运动合流的。这种合流提高了维新派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使之成为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先行者之一。如果我们不从这个角度来看维新派的历史作用，而仅仅把他们看成是一批失败的改良主义者，那是不公正的。
维新派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同时又是真诚的帝国主义崇拜者。他们一方面大声急呼外患日亟，列强侵侮，瓜分之日可待，一方面又发表“联英策”、“联俄论”，宣传变法图强必须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把李提摩太之类帝国主义分子看作好友，不断向他请教，竭力争取帝国主义的声援；他们讲“大败之余，人自为战”，并不是要大家抵抗帝国主义，而是什么“救亡之道，唯增心之热力而已”，“欲救亡无他法，但激厉其心力，增长其心力”。(资Ⅳ，第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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