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李提摩太寓所，商定分头出发请英、美、日大使设法营救光绪皇帝，结果几位大使均不理睬，或走北戴河，或去西山，避不见面，让光绪皇帝落入西太后的囚笼。这不象一些历史书所说，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可是维新派对此至死不悟。康有为政变失败逃亡的过程中，仍然坚信帝国主义的善心，不断呼吁帝国主义伸出援救的手。
维新派对于帝国主义缺乏认识正是维新运动的局限性的表现，但是这种局限性是历史条件形成的（当时中国没有人比康、梁、严复更了解西方），我们不能因此苛责维新派，倒是由此看到历史发展的曲折性，而且不能不对维新派在中华民族遭到危难时所表现出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表示敬意。
五、维新运动既敌视农民又代表农民利益
维新运动根本没有想到借助农民的力量，它始终站在农民革命运动的对立面，把农民当作“暴民”。维新派主张变法，一开始就包含着预防民变的目的，照康有为的说法，乃是鉴于“乱机遍伏、即无强敌之□，揭竿斩旗已可忧危。”(资Ⅱ，第192页。)直到百日维新前一年，康有为还直接参与镇压农民起义。1879年夏，广西兴安县农民起义，康有为适在桂林，他立即建议唐景崧（前台湾巡抚）建立地主武装，对起义农民实行镇压，并连夜去找广西巡按使蔡希绅，请他支援武器。所以，维新派反对农民起义的立场是很坚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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